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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侯爵生于巴黎，出身于贵族家庭，死于夏朗东精神病院。

萨德因对妓女施虐而被投入监狱，曾在巴士底和其他监狱服刑。

萨德在监狱中开始其写作生涯，”他们的行为令人震惊，……但是对他们决不应该仅仅施以说教或惩罚，因为他们那些怪异情趣的萌发往往身不由己，在这一点上你我皆然，无论是智者愚者，也无论出身高贵还是低贱。”

哈夫洛克·埃利斯把萨德的作品称之为”十八世纪的性变态百科全书”。

萨德的小说以描写人的性行为而著称于世。他肆无忌惮地直接描写了人的性行为，特别是那些反常的性行为。因而，他的著作差不多成了色情文学的代名词，而他本人的名字则直接构成了一个与色情有关的专有名词──Sadism（性虐待狂）。

萨德给他的笔下人物安排了什么呢？萨德笔下的性行为的参与者（主要是指男性一方）会往其性对象的身上留下一些什么样的记号呢？在朱斯蒂娜（《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上，留下的是被虐待的伤痕──残忍的淫棍举起健壮有力的胳膊，荆条落下，鞭笞着呈现在他眼下的任意部位，先打二十五鞭，那娇红的细皮嫩肉顿时一片模糊。

……这个卑鄙小人把那烧红的烙铁放在了我的肩膀后面，而他的同伙则紧紧抓着我。那是通常用来给小偷们打上的烙印。

如果这种烙印也可以被视作花朵的话，它就是“恶之花”。“恶”的花朵既是对人类的邪恶本性的诱惑，又是对人类的“美德”的亵渎。它将劳伦斯引为人类幸福之源的自然的性行为，逆转为一种令人不适和恐怖的、病态的快感。

正因为如此，萨德的遭遇就与劳伦斯不同。这位“堕落的怪物”一生中曾八次入狱，被判过三次死刑，一生累计有27年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最后，他被当作疯子监禁于夏朗通监狱，直至瘐死于该监狱附设的疯人院中。这些经历如果是发生在一位反对派的政治家的身上，那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萨德的受迫害的经历甚至比一位政治家所遭受的还要复杂和深重。他的被囚禁的时间正巧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相等。萨德被长期监禁的原因，除了他本人的一些违法行为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触犯了人类的道德禁忌的小说。他前后坐过的监狱共有１３处，有趣的是，其中既有国王的监狱（包括著名的巴士底狱），也有雅各宾党人的监狱，还有执政府和帝国的监狱。他的那些色情作品，使他几乎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的敌人。而对萨德的诉讼，似乎就是一场永远不会休庭的审判。

给美德蒙羞，给贞洁的身体打上耻辱的“烙印”，这一主题如果不是以“性虐待”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它不与变态的性快感的方式来呈现的话，人们对它的接受也许就会容易得多。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所表现的，无论是就其有关“身体的虐待”的内容还是就其美学风格而言，差不多就是一部萨德式的作品。所不同的是，在卡夫卡的这部作品中，性的因素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而且，虐待转变成为自虐。人们从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刻描绘，而在萨德的作品中看到的却只有淫秽。正是性的禁忌，扭曲了人们的视线。

更为奇妙的是，如果我们剔除萨德笔下虐待描写中的性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与我们所熟悉的许多革命作品十分相像。例如，朱斯蒂娜的命运与吴琼花的命运就几乎同出一辙。一个是黑色故事，一个是红色故事，但它们却是那样的相似。在这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中，同样充满着奴役，鞭笞，徒劳的逃跑，反复落入魔掌，被迫的苦役，等等。她们的身上都被打上了受虐待的深深的印记，而在被解救之后，也都同样地向同情者展示身上的这些印记，作为对自己的遭遇的证据。甚至连地牢，令人恐惧的刑具等道具和场景的设置都是相同的。这一切给作品造成了一种阴沉、恐怖的哥特式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故事中同样都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萨德的故事将这种关系性感化，而红色故事则将这种关系政治化。性与政治在权力这一范畴内表现出了密切的相关性。

事实上，社会政治生活真实地再现了萨德式的交往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游戏中，随着政治权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之后，游戏规则和性质却没有什么变化。受虐的一方将拾起鞭子，扮演起施虐的角色，而施虐者则站到了相反的位置上。

萨德的故事在继续。但它戴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法律的、科学的、美学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