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政效率的含义

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已提出近似于效率的概念，如“效功”、“效绩”等，但首先明确提出并使用效率这一概念的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所著《原富》一书中写到“国之岁费与其岁殖，有相待之效率。”其后，效率概念在机械工程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不断得到运用和发展。

被人尊称为“效率的教长”的艾姆生认为，效率就是减去无用的人与事而增加有用的功效。管理学家杜里尔也指出：“效率是功率和努力的比较，要以所得功效大于所做的努力”。

萨里曼主编的社会学大辞典对效率概念及其沿革作了如下概括“近代效率的意义是投入与产出间，努力与效果间，支出与收入间，消费与获得愉快间之比率。在十九世纪末，这一概念流行于工程界，自二十世纪以来，始用于经济与商业界。

在众多的效率类别中，有三种效率特别重要：一是工程或物质的效率，是关于所用物质量与所产物质量的比例；二是经济效率，是关于所支出金钱与所获得收入的比例；三是社会性的效率，是关于人的耗费与产生的满足或福祉的比例。”

因此，一般而言，效率就是泛指日常工作中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的比率。最初是在电学和机械学中使用这个概念，表示产出的能量与投入的能量之间的比率，是个数量概念。由于原有能量通过某种设备转化为有效能量时，部分能量被摩擦、阻抗、辐射或其它原因所消耗，从而使有效能量比原有能量较低。效率常用百分比表示：

　　　　有效能量　　　　　　输出能量

效率＝　————　×100％＝ ———— ×100％

　　　　原有能量　　　　　　输入能量

有时也可不以能量，而以其它指标的比值来表示效率。

从19世纪开始，管理学家们对管理效率问题予以重视，开始研究怎样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生产出最多最好的产品，以便赢得高额利润。到了二十世纪，效率概念被引用到行政管理中来，并随着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行政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行政管理学借用物理学中“效率”一词，组成行政效率一词，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得到的劳动效果和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因素之间的比率关系，是人们在单位时间和空间内开展行政活动，并获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效果，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消耗。简言之，行政效率就是效率与消耗之比。

要明确行政效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认识到以下四点：

首先，它与节约不能等同。行政活动如果需要大量投入方能获得成效，那么就应该大量投入，而不能吝啬或减免。也就是说，该投入的投入，该节省的节省，不能反对必要的开支；

其次，它具有功能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机械观念。行政效率的提高并非只遵循固定不变的机械程序，而特别强调人的主动性的发挥。它积极主张采用行政技巧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行政计划的必要的改变，行政程序的必要的变更，应因人、因事、因地制宜。

再次，它要求既讲目的，又讲手段。行政效率是目的和手段的高度统一，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效率可言。如果一个单位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成果而不顾公共利益，就不能说它取得了真正的实效。

最后，它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互助合作的结果。如果不顾人们的现实可能而一味用残酷的手段追求高效，那实际上是达不到目的的。效率的真谛在于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适应人们的需要和特点，顾及社会因素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充分发挥和利用人的内在潜能，才能获得最高的效率。

2.行政效率的特点

由于行政工作有许多复杂抽象的行政事务，有许多无形的东西，使行政效率有以下特点：

第一，迟放性。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特别是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管理活动，一般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明显见效的，其行政效率短期内无法准确考察。

第二，综合性。由于行政管理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庞杂，包括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任何单一的指标，孤立的因素，都不能全面反映行政效率，必须对其进行高度综合。

第三，多层次性。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效率的多层次性。从行政效率的范围看，可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前者是全局性的，后者是局部性的；从行政效率形式看，可分为具体行政效率和抽象行政效率，前者是由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后者是由抽象行政行为产生的；从行政组织结构的层次看，可分为决策效率、管理效率和执行效率。决策效率是指决策部门即领导层的工作效率，管理效率是指中层干部解决和组织管理问题的效率，执行效率是指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行政效率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单纯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行政管理各种因素和手段的综合反映，是行政活动数量和价值的统一。衡量行政效率的高与低，要作定量分析和对比，凡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率就高，反之则低。同时还要考虑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因素，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的既定目的，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民主价值。

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计算数量，就会出现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民伤财等弊端，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也就没有行政效率。不讲价值，一味追求数量上的高效率，不顾政治影响、社会信誉和伦理道德，甚至损害人民的利益，这种高效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